毕业赠别

毕业旅行未能成行，颇为郁郁。因以赋之。

恼人心绪竟如丝
系念萦怀无断时
六载非徒伤岁月
千言难诉尽离思
弦惊鸿雁将分翅
风起鹪鹩正拣枝
梦里欲寻萍散处
湖光塔影碧参差

坝上草原游记

日前偕实验室众同学游京北坝上草原。傍晚携酒登山观落日。踏月而归，围火嬉戏。牌局喧嚣，深夜方休。次日凌晨三点，独登村西土皋以待日出。惜乎云重，未见红日。山峦碧野，牛马安恬，亦有世外景象。有二绝句以纪念。

烟霞佐酒醉三分
月下狂歌笑野人

呼喝声催牌戏晚
但凭余兴长精神

藜杖高低上野台
风中抖擞待云开

青原草树人归后
犹带寒星入梦来

咏雨中竹步前韵送思竹赴考

身自坚强心自空
任他风雨各西东

晴光添得三分翠
更胜泥中万点红

去岁九月曾有赠别诗曰：

瑟瑟秋声堕晚空

斯人西向水流东

斜阳入地随人去

不见残霞惜剩红

读《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》有感

年前曾读钱理群与袁本良两位先生编著《二十世纪诗词注评》，浮光掠影，印象朦胧。今日掩卷刘士林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《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》，似是启了一扇久闭的门户，堂内有先贤遗迹。二十世纪初，中国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不仅倾圮了清王朝，更断了道德文化的根基。梁济，王国维先后自沉，殉的不是清王朝，而是其心中的道德法则。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之时，旧体诗作为旧文学的代表，首当其冲。然而仍有一批学人坚守旧诗，其产量既高，质量亦精。王国维、萧公权、钱钟书、陈寅恪、吴宓诸公赫然在列。或曰自彼辈凋零之后，旧诗再无余响。思之惘然，因以赋之。

道是人间思代谢
诗应废古以称今

王梁有恨成新鬼
屈李无祧作野魂

浪卷清躯丹化碧
火燔遗册泪留痕

香残烬冷心犹热
歌啸诗余酹一樽

注：首联出韵不救。王国维、梁济、屈原均自沉于江湖，相传李白亦溺于水。

知白守黑

老子五千言，最让我念念不忘、时常把玩的是「知白守黑」四字。原文为「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」一年多来，我对它的理解经历几度变迁，恐怕离老子原意越来越远。不过，「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？」谭复堂此语可谓予吾辈一大解脱。由现实观之，除非作者自作注疏，其原意本不可考，无论注家如何言辞凿凿，总脱不过臆测二字。既如此，读书人何妨惫懒一点，六经注我又何妨。

一

我最初深思「知白守黑」个中含义，起因于对谜米学（memetics）的追索。 谜米学在讨论意识问题时，实际上对意识进行了还原主义拆解。若将谜米的内涵由「可复制的文化信息」扩展到「可遗传的行为信息」（这一扩展将文化信息和动物先天的本能行为模式都包含在内，既使谜米不限于文化范围，又指出复制不是信息遗传的必然途径。关于后者的合理性，可参见The electric meme一书），那么人的一切行为，无不是谜米的作用结果。「动机」对于理解行为之发生不再是必需的，因为只要找到对应的谜米，行为只是谜米的自然产物。「自由意志」对于理解个体的能动行为也不再是必需的，因为连「意识」都不过是一个超大的谜米复合体。意识之于谜米，就如社会之于个体。这样就得出一个令人颤栗的结论，即人不过是谜米的奴隶，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是个幻觉，就连意识都只是个不必要的假设。这个结论也让谜米学备受攻击，此处不论。我一度深信这个结论，因它与道家所说的「无极」和佛教所谓的「空」有美妙的统一。但这种相信会带来现实的危机：人若是谜米的提线木偶，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?! 换句话说，面对生命的虚无，我们若不主动去死，那要如何活着？「知白守黑」便是我最初找到的答案。我将「知白守黑」理解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妥协，类似于尼采所说的「高贵的谎言」。所不同的是，尼采是说哲人不应向民众宣示真理，这种对真理的隐瞒是为了人世的幸福，免得「蛋和蛋壳都破碎了。」哲人何尝不想宣示真理，但他必须克服这种冲动。而此处的知白守黑，就是要克服以世界的客观真相（白）否认生命的主观价值（黑）的冲动。人之为人的不完美是我们不能解脱的，但我们可以从中挣扎出「比较完美」的自己，却不能为了追寻绝对完美将现实否弃。

这个理解显然与经文文本不能匹配，只是我运用「拿来主义」借来一用罢了。我虽然相信其中的道理，但这种搬用总有削足适履的嫌疑。于是我回头细读文本，试图以自己的版本，揣测老子的原意。


二

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出自《道德经》第二十八章。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；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；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；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。」

首先看「知雄守雌」。雄者，刚健运动、进取发散，人以为尊；雌者，柔弱宁静、保守收敛，人以为卑。以溪为譬，首先取其谦下。第六十六章有江海之喻，与此相类：「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」；其次取其柔弱：「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」（第七十八章）；最后取其不争：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」（第八章）。婴儿、无极、朴之谓者，盖道德之别名是也。唯有谦下、柔弱、不争，才能臻于道德之境。

「知白守黑」「知荣守辱」，不过是以不同的意象重复阐释同一番道理。白者、荣者，光明、阳刚、尊崇，人所好也；黑者、辱者，黑暗、阴柔、卑下，人所恶也。 这番道理依然是谦下、柔弱和不争。

至于「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」，不过重言「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」（第三十八章）的道理。

三

明了老子本意，却并不妨碍我每有会心，便再作衍释。

我有一群了不起的朋友，可称为「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」，或者「心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」。若以「白」指理想，以「黑」指现实，他们可谓知白守黑的人，贴近现实，却不溺于现实，虽然在现实中打滚，却始终将头露出水面。相比于好高骛远、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，或者甘为草雉、宁愿随波逐流的的现实主义者，他们才是把握历史车辕的人。我不如也。然而天性所致，亦无可怨惭。

四

自理性启蒙以来，纯粹理性与逻辑取代了上帝被奉上神坛。这固然曾是一个进步，不过数百年来却孕育了当下的许多问题，亟需反思。「反者，道之动」，这种反思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
理性世界里，概念的区分是平滑严密的，对世界的描述是井井有条的，这自然是理性逻辑的优势，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必然。但是，现实世界不是这样。现实世界充满噪音，不同概念的内涵外延常常犬牙交错，更有许多概念是为了理性逻辑需要而进行的人为强行划分，而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则是连续的，譬如色彩。当纯粹理性逻辑的语境深入我们意识深处时，我们便不由自主地时时犯下这个错误：误把理论当现实，误把认识当真相。What we know is not what it is. 有时这个错误的后果异常惨烈，比如次贷危机。

若把「白」当作理论，把「黑」当作现实，「知白守黑」就提出了一个认识论命题：现实才是理论的根本之地，是理论不得不退守的家园。

五

「白」的甲骨字形为舌形加以指事的短横线，有言说、表述清楚的意思，古文中也有告知、说明之义。「黑」的甲骨文和金文象以脏污人面，后来引申有阴暗、隐蔽之义。平日观书悟道偶有小得，常急切切欲使人知；而世人常有歧见，因此纷争不休。若以谜米学剖析，无不是各色谜米试图复制的结果。然而，若为人心的冲淡平和和生活的幸福安静考量，其实人不必沦为谜米之奴仆。若以明事理为「白」，以秘其理不宣为「黑」，「知白守黑」其实训导了一个「以知为不知」的道理，好过「强不知以为知」。

读《尼采的微言大义》有感——兼论公共知识分子

近日读刘小枫演讲《尼采的微言大义》，颇觉受益。随摘随写如下。

一 尼采的微言大义与无辜的谎言

何谓微言大义？微言隐而不显，大义显而易见。刘小枫认为，微言与大义的区别，不仅在于层次深浅，读解难易，更在于「小康大同之辩」。小康之世，明是非，别善恶，诛暴乱，是百姓的理想生活，其理甚明，中材之人便可得其大凡。然而，小康之世也是平庸之世，圣贤人会活得无聊至极。圣人向往的乃是大同之世，如柏拉图的哲人国。圣人与百姓的生活理想既然无法达成一致，圣人著书只好运用隐微之术，表面大义为百姓而设，内里微言则寓圣人本意。本意既微且隐，非中材以上不能知。为何圣人不可直言？因为直言将导致现实社会的危险。康有为说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」，查拉图斯特拉说「蛋和蛋壳都破碎了」，《古文尚书》「道心惟微」，《管子·心术上》「大道可安而不可说」，《孟子》「言不必信」，《道德经》「知我者希，则我贵矣。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。」

于是，圣人以微言向民众隐瞒了真相，表面的大义只是谎言。然而这是高贵的谎言或无辜的谎言。尼采说：「谎言中有一种无辜，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。」高贵的谎言并非刻意迎合人民，只是不把真理说穿。圣人若是明知道民众不关心真理，却违背哲人的本分，讲迎合民众信仰的话，甚至卖身为民众，将求真的权力交给民众，甚或去学民众的道德，那么哲人就消失了，产生的乃是知识分子畜群，畜群之间将发生无休止的纷争。高贵的谎言所以高贵，乃是因为撒谎是为了人类的幸福。

哲人隐瞒真相却无需自责，因为向民众传播真相本来就不是哲人的本分。哲人的本分是沉思，是自身的道德生命。哲人在社会中充当的是道德立法者，哲人沉思什么是美德、什么是美好的生活，以及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但哲人不能成为统治者。在国家生活中，哲人只能当个药剂师，看看统治者的药方有什么不当或计量错误。哲人沉思不是为了国家人民或民族，而是为了自己的道德生命。欧洲启蒙运动之后，哲人放弃了这个本分，反而带领民众追寻自由、平等和民主。于是产生了数百年的主义之争，人反对人的战争。

二 哲人、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


尼采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哲人在现代国家中的责任和地位。在他的语境中，人至少可分为哲人、知识分子和普通人。与对哲人的推重不同，他对知识分子是鄙视的。翁贝托的语境与尼采不同，他的知识分子承担了尼采的哲人的责任。翁贝托认为，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对历史经验的「总结」和对未来危机的「警告」，而不是参与当下的政治生活。他并非主张将知识分子本人隔离在社会生活之外，而是认为，一旦知识分子参与到公共事务中，他就不应该被当作知识分子来看待，而只能被当作一个普通公民，因为他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。可以看出，他对知识分子的要求，和尼采对哲人的要求，正不谋而合。我对此的理解是，哲人最可宝贵的是他的理性。而哲人一旦放弃了对现实社会一定程度的超离，他的理性将因此受损。一旦他成为大众中的一份子而登高呼喊，他就蜕变成勒庞所谓乌合之众之中的一员，他的理性甚至有丧失殆尽的危险。范仲淹的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」似乎也可作类似的解读。天下未忧我先忧，以为「警告」；天下已乐我未乐，忙于「总结」。《韩非子·八说》：「杨朱墨翟，天下之所察也，干世乱而卒不决，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。」与尼采所说哲人不可作统治者亦有相通之处。知识分子以一种贴近现实而不溺于现实的姿态，在社会生活的航船上，身兼瞭望者和绘图员两种职责。

若将翁贝托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视作尼采的哲人，那么尼采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则对应于当下备受争议的「公共知识分子」。公共知识分子将真理向民众宣讲，试图拯救民众，结果惹来被拯救者的嘲讽，这在我看来不仅是讽刺，更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悲壮。抛却当中的投机分子不论， 那些怀着真诚宣讲真理的人，不啻于当代愚公。不幸的是，神话终归是神话，现实中不会有天神被感动下凡，负山而走。我敬仰愚公的精神，却不妨碍我鄙夷他的愚蠢。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是，公众从来不渴望真理，真理自他口出的时候是一番模样，待入了公众之耳却是另一番模样。公众不仅懒惰，而且不能深思。能进驻公众心灵的只有简短激情、富有蛊惑之力的口号，而不是复杂审慎限制重重的真理。民众的心灵好似一个丛林，各派知识分子的言语互相争竞在丛林中存活的机会，其中只有那些偏离真理的简洁谬论可以狡黠地生存，滞重的真理就像被五花大绑的雏羊毫无生机。更不用说还有那以蛊惑为能事的投机言语混入这个丛林，使真理生存的环境愈加险恶。波兹曼认识到这一点，指出娱乐本身不可怕，将本应严肃思考的真理娱乐化才是娱乐至死时代最大的危机。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注定无功，本意真诚的传播者，造就的是被口号煽动起来的民众和狂野情绪感性的泛滥，本意弘扬理性的行为，造就的是理性彻底的沉沦。历史早有前辙，足为后来者鉴。可惜知识分子被心中的热忱感动而迷惑了双眼。所以，真正伟大的哲人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性，也预见到向民众传播真理的危险，故而不屑也不能为这下等的工作。真正聪睿的知识分子保持对现实的适度超离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却不踏入天下的浑水。

那么，先知者救世的责任呢？ 先知者岂能自顾自己逍遥？我只能说，「救世」只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幻想。社会如此复杂的系统，无人能救。人这样痴迷的生物，只能自救。所以，哲人或知识分子不能假装自己是神，从天穹上降下救赎的光；他们最多只能做一盏孤单的灯塔，悄悄矗立在巉岩之上。人在快乐的海洋里甚至不会注意到它，待到风暴肆虐的苦夜，人们才求他的解救。只是，人若要解救，就要自己航向他的坐标，而不是祈求他向你走来。